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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节市场越来越火,它背后的音乐文化怎么样了?

二十年前,北京一张叫《生活时报》的报纸刊登了一则消息,说 1999 年 5 月 14 日北京日坛公园要举办“喜力节拍·99 夏季音乐节”,主办方是朝阳区对外文化交流协会,赞助方自然是喜力啤酒集团。消息里强调,“这种欧美风格的露天文化游园活动在北京尚属首次”。

除了对外文化交流协会邀请来的六支国外乐队,国内也有三家乐队参加音乐节,分别是臧天朔及其乐队、“节奏之犬”乐队和“金号角”爵士乐队。

现在回望,这则消息几个主角的命运都不算容易:由于外国乐队的档期问题,这个大陆第一场音乐节延迟到了当年 7 月;《生活时报》经营不善难以为继,最后在 03 年由主办方光明日报社作嫁给了风华正茂的南方报业,改成了《新京报》。

去年 54 岁的臧天朔逝世,最后留下的大新闻是崔健、葛优、梁天等到场的“京圈”葬礼;“节奏之犬”折腾几年后成员四散,主唱兼贝斯手张岭倒是因为上了《中国好歌曲》而进入大众视野;至于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组建的“金号角”爵士大乐队,则是彻底失去了踪迹。

只有音乐节这个东西,自此在中国落地开花、恣意生长,二十年后不见消停,其中的一些还成为了“中国特色的露天文化游园活动”。

2004 年 7 月底,银川市政府发布新规,说要在五年内无偿收回出租车经营权。没过几天,6800 名银川市司机就集体罢了工。

8 月 1 日市长发表了电视讲话向市民道歉,副市长亲自和出租车司机代表面谈,最后在 2 号宣布废止了那项规定。

那时正是都市报业兴起,“舆论监督”这个词被摆上台面的时候。《南方周末》用《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举重冠军之死》站稳脚跟,开启了自己并不长的黄金时代;央视也依靠敬一丹、崔永元、白岩松、李咏等人,一度摆脱了些政治工具属性。

《中国新闻周刊》在《宁夏银川出租车停运风波:政府何以“投降”》一文的结尾处写道:

“这些群体在维护其权利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代表,但政府却一般不愿予以承认。政府担心在其权力之间形成新的权威。然而,这样的担心是多余的。

“一个社会,各个利益群体组织起来,自发地形成自己的代表,拥有与政府日常沟通的渠道,这样的社会本身就是比较稳定的,政府治理的成本反而比较低。一个高度分散、缺乏组织化的社会,可能适合于那种完全以强制和威慑为手段的治理模式,但却不适合于法治的、以民众同意为基础的治理模式。

“银川事件,显示我们正在进行这种过渡。”

银川出租车司机罢工的时候,一个从东南大学辍学的 26 岁年轻人接到了当年同学的电话。对方本来邀请他来银川玩,顺便去 8 月 6 号开始的银川贺兰山音乐节,但现在却劝他提前几天,看出租车司机罢工。

但他没有买到从南京直达银川的票,只能先到西安再转车,到银川的时候已经是 6 号上午,中午吃过饭就去了离市区 40 公里的音乐节现场。

去的车上有一个女人抱着一大束花,大家都觉得奇怪,结果音乐节上汪峰表演的时候,正是这个女人上去给汪峰献了花。

后来在旅行日志中,这个年轻人觉得汪峰是要“走中国特色的明星路线”。“他很累,好多地方都没唱或者没唱上去,尤其是《小鸟》。这个时候他会把话筒伸给观众,就像你在同一首歌里看到的那样。”

一开始,音乐节观众与舞台之间还有几十米的空地,这个距离是由一千多个武警维持的。但第一天王磊演出时大喊“过来,你们都过来,摇滚没有距离,come on”,武警象征性地维持维持秩序也就识相地散了,后来的演出便没有了这道封锁线。

7 号朋友要留在家里看中国对日本的亚洲杯总决赛——那时国足还保留着冲进世界杯的士气,喊出“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也不会害臊,尽管那场比赛 1:3 输了,还是创造了亚洲杯上最好成绩——年轻人就自己去现场蹦啊跳啊,还看到了唐朝的丁武第一次在演出中脱衣服。

8 号是音乐节的最后一天,年轻人上午和朋友一起去了西夏王陵,晚上看了崔健的演出。崔健的演出让他心血澎湃,而西夏王陵让他悲慨万分。

后来在叶三写的《如果没有人看着我》里,他说自己当时看到李元昊的墓不过是戈壁中一个土丘时,欲哭无泪:

“他建立过自己的国家,有自己的文字、自己的军队,西夏王,那么大一个国王,到最后就剩个土丘。现在的年轻人里,有几个知道李元昊是谁啊?……如果有一天死了,我能留下什么?什么都没有。”

他在西夏王陵前拍了张照片。回到南京后,他用五千块钱录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被禁忌的游戏》,因为对作品不够满意他不愿署真名,只在唱片封面上,把人头换成了“B

2004 年的贺兰山音乐节能成为中国摇滚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不仅仅是因为华丽的阵容和庞大的规模,更重要的是,它证明了音乐节是一个跑得通的商业模式。

如果说最早的喜力节拍音乐节更像是官方交流和商业晚会,2000 年的第一届迷笛音乐节则最早赋予了中国音乐节理想主义的基因。本来只是迷笛音乐学校内部的演出,但最后招来了数千名观众,事先准备的 40 桶鲜啤根本就不够喝。

当时迷笛校园的隔壁是一片工地,这边演着,那边光膀子的民工就扒着红砖墙往这边看。迷笛校长张帆对他们喊“进来吧哥们”,民工们也就全部过来了。

后来张帆回忆时,煽情地说:“音乐就是这样,没有高低贵贱,没有等级,是最朴实的。”

迷笛成功办了几届,各方也都手痒痒起来。2002 年孙冕牵头崔健策划,搞了丽江雪山音乐节,窦唯、子曰、舌头、脑浊都在,结果赔了 50 多万。但孙冕崔健和当地政府签了合同,钱全部由当地政府出,气得丽江政府好多年都不愿意接手音乐节的摊子。

而当过唐朝和二手玫瑰经纪人的黄燎原在 2004 年办的贺兰山音乐节,靠门票和周边产品净盈利达到 100 多万,证明了这远不是一帮音乐人赔本赚吆喝的事。

2007 年,七年亏了 150 万的迷笛音乐节成功扭亏为盈。还是在这一年,摩登天空开创了“摩登天空音乐节”,两年后又办了第一届草莓,沈黎晖开始加倍赚回最早为音乐卖掉的四套房子钱。

这些兴起的音乐节中有不少都被人称为“中国的伍德斯托克”过,而某种程度上,它们和伍德斯托克也有着一些共性。

不少人将 1969 年的伍德斯托克视为嬉皮士运动的高潮,但实际上这次音乐节更像是一个转折点。60 年代初期激进的民权运动结束,全球范围内的学生左翼运动瓦解。政治改革初见端倪,年轻人们开始思考掀翻一切的革命激情过后,自己能创造些什么。

至于那些早期的文化领袖们,要不然像 Malcolm X 和马丁·路德·金及其追随者一样,走向分化和衰落;要不然像 Bob Dylan 和 John Lennon 一样,开始反思自身甚至拒唱政治抗议民谣,认为那些东西“空洞且说教”,转向更个人化、艺术化的表达。

而大众舆论场,也渐渐消停了纯粹立场表达,运用掺杂价值观的实际调查促进社会变革。《The Post》里说的五角大楼文件事件、水门事件,都发生在这个阶段。

这种状态,其实和 2000 年后一段时期的中国是相似的。

到了这个节点,部分年轻人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那就是在社会已经打开一定机会窗口的前提下,不再积极冒进,而用一种市民化和小知识分子化的道路改变自己与社会。

他们在文化审美上强调个性选择和独特趣味,如果说 Bob Dylan 的抗议民谣和崔健歌曲的场域还是广场、街头和集会,他们的场域就是城市的酒吧、live house 与郊区的音乐节现场;在政治领域不再一味批判主义和体制,而是谈论公民意识与宪政理想;在经济上不排斥商业操作,甚至乐于把挣到钱视为自己能力的体现,但又不会将其视为唯一或最高目标。

李安拍的《制造伍德斯托克》在豆瓣上有这么一条两星评论:“我觉得李安也跟我一样讨厌音乐节,说白了就是一帮孙子给主办方送钱,还是傻逼商品社会的一套玩意儿。李安这次拉拉杂杂拍了这么些他讨厌的东西,到底图个啥?”

片子拍的好不好另说,但要是说商业了就傻逼了,这逻辑还是不敢恭维。伍德斯托克距今整整五十年,还能被说成年轻人的乌托邦,远不止是因为那里有性和 LSD,而是因为爱和自由,爱是找到内心所要就去追逐的爱,自由是通过努力即可完成自我实现的自由。

所以乔布斯在当了那么多年嬉皮士后创办了苹果,把产品做成了艺术品;那个南京年轻人看了唐朝和崔健的现场后回去出版了自己的歌,日后还被称为“民谣圈最好的产品经理”。

在这套价值观下,理想与现实、艺术与商业不仅没有冲突,还自然达成了统一。

2016 年我在上海草莓,主舞台先是有重塑的演出,接着是马頔和宋冬野,再接着是左小祖咒。重塑演出一结束舞台下就立刻涌进大量观众,包括我在内的不少人都离场看别的去了。

结果等快到左小祖咒的点我们回来,发现舞台下人满为患,保安封了主舞台的门不让进,把我前面那姑娘急得和保安大吵了一通。

乐迷的喜好不同可以理解,一些小摩擦也在所难免。但我当时心想,凭啥马頔和宋冬野在主舞台还人满为患,尧十三只配在下午一点半的次舞台啊?

后来我才想通这个理。音乐节在大众娱乐时代早已淡化社群性质,而是一个变现工具。

换句话说,中国摇滚乐已经停滞多年,民谣、嘻哈和其他新音乐人兴起的渠道都是通过综艺或网络。音乐节不会把老炮儿和国外嘉宾之外没流量的艺人安排到黄金时段的主舞台,不然卖票给谁赚什么钱?

其实那年的草莓,宋冬野也不怎么愉快。他在参演完北京草莓之后大骂保安是一群素质低下的土流氓,对女观众发表侮辱性言论乃至身体上的侵犯,专业素质低下连现场出口都指不出来。

今年的音乐节又出了不少类似的幺蛾子。保安掐走和观众互动的 BRMC 吉他手,部分观众要求设备故障的重塑“清唱”,观众在”禁止过激表达“的云台山音乐节现场被打。

更不要提有南京市民在迷笛上得了一个奖,还有支持该南京市民的观众被带走登记身份证和手机号。

音乐节,乃至所有文化产品的独特之处就在这:它们的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高度捆绑,当你用传统思维去经营或管制它的文化氛围,你也就失去了你原本想得到的商业价值,无论是主办方的净盈利还是地方政府的旅游收入。

只是在行政和资本的双重压迫下,在自身的软弱和欲望下,这个世纪头十年浮现的市民文化与小知识分子理想被逐渐简化成了大众娱乐和“中产”焦虑,精神生活裹挟上悲观主义情绪或消费主义色彩,物质生活只剩下永不知足的追求与幻灭。

理想和现实、艺术和商业的平衡没那么难,欲望和心灵的平衡则相反。这个欲望指的不只是你个人的欲望,更有别人的欲望。在这种时代背景下,音乐节的处境也变得首鼠两端。

但这个矛盾只是时代的问题吗?当年用诡计坑丽江政府一笔,办成一场充满理想主义色彩音乐节的《新周刊》创始人孙冕,去年不也被女作家春树控告强奸,晚节不保。

最为原教旨主义的迷笛,不也传出下属公司副总性侵 21 岁女志愿者的消息,以至尊敬的张帆校长屡次澄清又屡次删去澄清。

只能说,做音乐节、看音乐节是容易的,做音乐、听音乐却变得越来越奢侈。

我们只能期盼着,期盼在今天这么多音乐节的舞台下,能有一个年轻人看完演出后受到鼓舞,回家后决定要在世间做点什么、留下些什么,像当年那个 26 岁来自南京的年轻人一样,为中国音乐续上一命,而不只是为中国音乐节贡献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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